我出生在文革時期的廈門，父親關過牛棚，家裡露台能看到批鬥的場所。幸好三歲就離開中國，當時證件寫的目的地是菲律賓，因祖父曾在菲律賓營商，事實上來了香港定居。家裡不談政治，有關四九後的一切，我都是看書知道的。十八歲在身分證明書（CI）和護照之間作選擇時，毫不猶豫選擇了 CI，要當中國人，而不是英國屬土公民。

八九民運時唸預科，遊行、寫文、演講、自費登報、在學校掛直幡，相當熱心；六四屠城自然成了我們那一代的夢魘，也清楚愛國跟愛黨是兩回事。

之後去了台灣升學，唸師範大學國文系，進入中國文化的世界：從甲骨文、金文、小篆的流變來學習一個個的字；把木刻版的《史記》一句句用紅筆作句讀；按平仄押韻來寫詩填詞。大學畢業前發表了三篇論文，被評為「義理研究的後起之秀」。原初準備以此為志業，只是世事倥傯，沒有上研究所，教了兩年書後回香港。

台灣六年的生活，使我對「中國」有另一種想像，知道她有另一種可能性。陳冠中在 2015 年出版的小說《建豐二年——新中國烏有史》，想像國民黨若在國共內戰中勝出，中國發展的另一種面貌。是的，那個中國還是有她的問題，卻是迥異的局面。歷史發展充滿偶然性，你若明瞭其偶然性，就知道當下的現況沒有任何必然性。專制政權最擅於操控人民的思想，使他們以為現況是唯一的可能性，並且是最好的可能生，對未來失去想像力，害怕任何改變，敵視所有異見者。台灣的學習與生活，為我所理解的「中國」，植入了較完整的文化內涵。

一般來說我們會將文化內涵分為三個層次：器物（生活器具、科技文明等）、制度（政制、法律、風俗習慣等）、理念（宗教、哲學等）。當我們說「愛國」時，這裡面所指向的那個中國可以有巨大的差異。愛甚麼、怎樣愛，人人不同。把某套愛國模式強加在所有人身上，這種「愛」就有操控性，是種獨斷思維。

九六年回港至今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，一直在機構事奉，期間去了建道神學院進修，如今年近半百。這些年見證著大國崛起，見證著愛國主義愈演愈烈，見證著不少人「忽然愛國」，以及逐漸或急速墮落。而在去年的「反送中運動」起，香港教會撕裂，我自己不斷收到投訴以至恐嚇，被罵為「敗類」「惡人」。對我來說，這些都不重要；身為教牧，我在意的是：為甚麼神學和釋經學的成果，好像進不入堂會，大家仍然持守一種金句式、命題式的基要主義？這樣根本不可能作出信仰思辨。而那明明是世俗的、政治的愛國主義，為何可以如此明目張膽進到教會，變成沒有《聖經》根據的《聖經》真理？相反，那貫徹新舊約極其重要的公義公平觀，為何反而被指斥為政治化？

我相信「愛國」是件很世俗的事（聖經的天國觀顯然在抗衡以至取代帝國觀），但世俗的事不等於沒有價值，正如修補牙齒也是世俗的事，但牙痛慘過大病，關鍵反而是：如何用真理批評愛國主義，以至能真正有效地愛國，幫助中國。

很多人執著於保羅「在上有權柄的，人人當順服他，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」（羅十三1）這段經文，卻無視其上下文、背景，及在《聖經》整個政治神學的脈絡，只見樹木、不見森林。《舊約》先知愛國嗎？他們在愛神的前提下愛國，按著真理去愛國，所以不斷訓斥君王、譴責列國，這才《聖經》真正的政教關係，貫徹全本聖經。

香港有神學院的董事竟然認為不義的政權也是來自神，反對政權就是反對神，完全顛倒是非。道理也有其優次，孟子舉過很好的例子：「嫂溺不援（嫂嫂將淹死而不伸手救助）是豺狼也。男女授受不親，禮也；嫂溺援之以手者，權也（權宜變通）。」順服權柄，是通則；愛鄰如己，卻是大誡命；順服不義的權柄卻等於恨惡你的鄰舍。甚麼是垃圾？好東西放在不洽當的位置就成了垃圾，醬油放在碟子上是調味料，在你衣服上就是污漬，在不洽當的處境順服權柄就是邪惡。

唐崇榮牧師指出，單從字面解釋順服政權，會顯得膚淺。他有個有趣卻合理的論點：推翻現有政權的下一個政權，也是由上帝而來。我舉個例子，掃羅和大衛同時是耶和華的受膏者，一個在朝，一個在野，你要順服哪一個？此外，美國信徒順服美國掌權者、中國信徒順服中國掌權者，美中大戰，大家就打作一團吧！這樣說來，「民要攻打民，國要攻打國」，有賴基督徒順服掌權者來促成，荒謬嗎？

除了讓堅實的神學與釋經進到教會，好好唸點中國文化和歷史也很重要，不要讓自己只黏附於那個器物層面的中國，缺乏歷史感的愛國從來都是危險的。並且要反省我們的愛國論述中，攙雜了多少恐懼或功利的因素。基督徒應該愛國嗎？應該的，基督教要以更好、合乎真理的愛國方式，去抗衡、取代那不好、違反真理的愛國方式。